黃春生牧師
1995年7月11日，歐洲大陸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種族滅絕暴行。
位於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東部的小城斯雷布雷尼察（Srebrenica），原本被聯合國宣布為「安全區」（Safe Area），並由荷蘭維和部隊（Dutchbat）負責保護。然而就在這一天，波士尼亞塞族軍隊在將領拉特科・姆拉迪奇的指揮下攻陷了這座城市。
隨後數日之內，約八千名波士尼亞克族（Bosniaks）穆斯林男性與男孩遭到系統性拘禁、虐待與處決。他們被帶往倉庫、工廠、學校、田野與森林之中集體槍殺，遺體則被埋入秘密集體墳塚，甚至為了掩蓋罪行而反覆挖掘、搬運、重新掩埋。
這場屠殺後來被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（ICTY）與國際法院（ICJ）正式認定為「種族滅絕罪」（Genocide）。
對歐洲而言，這是自納粹大屠殺之後最黑暗的一頁。
然而，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，並不只是殺戮本身，而是世界當時卻是冷眼旁觀。
1992年，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透過公民投票脫離南斯拉夫獨立。隨後，在以塞爾維亞為核心的南斯拉夫政權支持下，波士尼亞境內塞族民族主義武裝全面展開攻擊。
昔日被稱為「歐洲耶路撒冷」的首都塞拉耶佛（Sarajevo）遭受長達近四年的圍城。
多元文化共存的城市逐漸陷入飢餓、砲擊與死亡之中。
莫斯塔爾（Mostar）象徵民族共存的古橋被炸毀，鄰居與鄰居之間開始互相猜疑，民族主義在恐懼之中迅速走向極端。
世界原本以為，二十世紀經歷過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後，人類已經學會如何防止種族滅絕。但事實證明，人類並沒有學會。
斯雷布雷尼察正是聯合國宣布的「安全區」。數百名荷蘭維和部隊駐守於此，數千名波士尼亞克族平民相信藍盔部隊能夠保護他們。
然而當塞族軍隊逼近時，聯合國指揮體系陷入混亂，美國與北約遲遲未能採取有效軍事行動，荷蘭維和部隊既缺乏武力授權，也沒有足夠支援。最終，數千名難民被迫離開營區。
其中超過三百名「戰鬥年齡」男性被塞軍帶走，再也沒有回來。
這項判決向世界提出了一個沉重的問題：當我們明明有能力阻止邪惡，卻選擇袖手旁觀，我們是否也是歷史的一部分？
戰爭結束三十餘年後，波士尼亞仍持續發現新的集體墳塚。
許多受害者的遺骸被分散埋藏在不同地點，法醫必須透過DNA技術一點一滴辨認身份。
每年的7月11日，波托查里（Potočari）紀念中心都會舉行安葬儀式。
新的棺木被緩緩抬入墓園。
司儀一一唸出死者姓名。
伊瑪目在墓前誦讀祈禱文。
家屬們則將遲到了數十年的告別，化為最後一次擁抱。然而許多人甚至沒有機會說再見。
有些母親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埋在哪裡；有些孩子一生都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；有些家庭甚至已經沒有任何直系親屬仍然存活。
因此，一群失去丈夫、兒子與兄弟的女性組成了「斯雷布雷尼察的母親」。她們持續推動司法追究、歷史教育與國際倡議。她們知道，真正可怕的並不是死亡，而是世界終將遺忘。
每年七月，數千名波士尼亞人民會參與三天兩夜的「和平進軍」（Marš Mira）。參與者沿著當年難民逃亡路線反向行走，從內祖克（Nezuk）出發，一路走向波托查里紀念中心。
許多年輕人甚至出生於戰後。他們沒有經歷圍城、飢餓與屠殺。然而他們仍然選擇一步一腳印走過那些山谷與森林。因為有些歷史，不應只存在於教科書裡，而應該存在於身體的記憶之中。
記憶，不是為了培養仇恨；記憶，是為了阻止仇恨再次發生。
德國神學家迪特里希・潘霍華曾說：「對邪惡保持沉默，本身就是邪惡。」
奧斯威辛告訴世界，文明社會也可能走向屠殺。斯雷布雷尼察則提醒世界，即使國際法、聯合國與維和部隊存在，人類仍可能再次失敗。
真正的危險從來不只是仇恨，而是冷漠。
種族滅絕從來不是從毒氣室開始，而是從去人性化的語言開始；不是從集中營開始，而是從將某個群體描述成威脅、害蟲、敵人或次等人民開始。
當民族主義失去人性約束，當國家利益凌駕人的尊嚴，當國際社會選擇沉默，歷史便可能再次重演。中國今年(2026)7月1日施行的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》正在羅織罪名進行跨國迫害，已經引起全球人權團體齊聲譴責。
今日的斯雷布雷尼察，仍位於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境內塞族共和國（Republika Srpska）的行政區域之中。然而波士尼亞人民仍努力守護這座城市。
他們希望斯雷布雷尼察能夠如同奧斯威辛一般，成為一座活著的紀念碑。不是為了延續仇恨，而是為了守護真相。不是為了報復，而是為了維護人的尊嚴。不是為了停留在過去，而是為了讓未來不再重演。
每一座無名墓碑都在提醒世界：和平從來不是歷史的自然狀態。
和平需要記憶守護，需要真相支撐，需要正義維持，更需要每一個世代願意站出來，對一切去人性化、仇恨動員與集體暴力說：「不可以再發生。」
因為真正的紀念，不是把歷史留在昨天。
真正的紀念，是讓歷史改變今天的我們。
7月11日，斯雷布雷尼察滅絕種族罪國際反思和紀念日